《语言战略研究》| 刘艳：推普脱贫中的语言交换行为分析——基于安徽省某贫困地区的语言调查
《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封面
推普脱贫中的语言交换行为分析
——基于安徽省某贫困地区的语言调查
刘艳
提要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推普脱贫具有社会交换的性质，包含了3种不同层次的语言交换形式：会话、语言习得和语言规划。通过对其中语言交换形式的分析以及安徽省某贫困地区的语言调查，文章建议推普脱贫工作要全面提升贫困人口对普通话的价值期望，结合学习者目标言语社区的语言实践制订学习目标和多样化的推普模式，从语言习得和言语社区设施建设两方面来共同促进社区成员的言语互动，从而最终建立起一个方言和普通话双语码认同的大言语社区。
关键词 推普脱贫；语言交换；言语社区
一、引言
2018年1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三部委联合制定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提出“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明确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目标定位和具体措施。《计划》印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制定具体方案，推进推普脱贫活动。学者们对语言和贫困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进一步廓清了推广普通话在扶贫脱贫中的重要意义。如李宇明（2018：5）从“费希曼-普尔假说”和“胡焕庸线”出发，对“语言何以与贫困相关”“语言何以能扶贫脱贫”的议题进行了论证；赫琳（2018）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提出语言扶贫具有从根本上治贫的作用；王春辉（2018）从国家政策、特困地区语言现状和语言资本等多角度阐述了语言要素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在分析语言和贫困的关系方面，学者们普遍强调了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很好地阐释了语言的经济效益和推普对于脱贫工作的助力。但由于语言资本理论的着眼点是经济视角，因而对于推普脱贫中一些社会心理方面的语言问题，如语言认同、语言习得等，缺乏有力的解释。
推普脱贫工作的目标就是要使贫困人口通过说普通话来提升收入、实现永久脱贫。在说普通话的过程中，贫困人口付出的不仅是需要购买教育服务等的直接成本和时间、精力等间接成本，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付出，如：放弃使用自己原已熟悉的方言语码、克服害羞胆怯等心理因素建立说普通话的信心、培养对于普通话的认同感等。我们可以把这些行为总体归纳为社会学者所界定的“社会交换”行为：期望获取回报并且一般也确实得到回报的自愿行为（布劳 1988：108）。社会交换理论的创始人霍曼斯从行为心理学和功利主义经济学的公理和原理中寻求对具体社会现象的阐释，从而诞生了交换理论。后来，布劳、爱默生等学者将交换理论从微观研究拓展到了宏观研究，使之应用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和复杂的社会情境中（范伟达，朱红生 1989：101～154）。徐大明（2015）对社会交换理论在语言分析中的应用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认为人类的语言活动具有社会交换的所有特征，包含了社会交换分析中发现的互动、利益、权势、信赖、情景等因素，将语言互动的经济关系置于言语社区的情境下进行讨论，从而提出了语言交换理论。
语言交换理论吸收了语言经济学的价值分析和言语社区理论的社会层次分析方法，引入社会交换理论中对等互惠的行为模式对语言现象进行阐释。从人际互动到宏观社会结构，该理论区分了3种不同层次的语言交换形式：会话（个人之间的语言交换）、语言习得（个人和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和语言规划（言语社区和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讨论了各自的交换规则、特点和过程，对语言活动中蕴含的社会合作、矛盾与冲突、关系与结构、过程与结果等进行了解释，因而可作为会话分析、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划等工作的理论指导，也为我们分析推普脱贫各个层次的语言活动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我们可以发现推普脱贫工作中不同层次的语言交换行为：推普对象个人之间的交换（会话）、推普对象与普通话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语言习得）以及对象言语社区与普通话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语言规划）等。对不同层次语言交换行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推普脱贫中的语言活动，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语言规律的推普方案。接下来，我们将在语言交换理论的指导下，对推普脱贫中的语言活动进行分析，并根据相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二、推普脱贫中的语言交换行为分析
（一）推普脱贫中的会话分析
会话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交换的过程和关系，交换的价值决定于收益与成本之差（徐大明 2015）。根据语言交换理论，参与者对会话的结果会有得失的评价。选择何种语码进行交谈取决于会话双方对于交谈语码选择成本和收益的评价。如果说话人的普通话和方言都很流利，那么在选择语码方面，这两者的成本是一样的；但如果普通话不熟练，则其选择成本要高于说方言。此种情况下，只有当说话人主观上认为说普通话的收益高于其选择成本时，才会选择使用普通话，否则仍然会使用选择成本较低的方言。我们可以把说普通话所带来的收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说话本身所带来的收益，比如交谈所带来的愉悦感；二是说普通话的附加收益，如普通话作为标准语的资本价值。后者才是决定说话人主观评价和语码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于推普对象而言，说普通话本身具有一定的难度，付出成本较高。此时，他们选择说普通话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的，比如说交谈对象不会说本地话，而说话人与其交流的需要特别强烈，换言之，如果不与其交谈，则会付出比自己费劲说普通话更高的成本；另一种是主动的，说话人认为说普通话会得到较高的收益，收益值大于成本。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认为，价值期望是说话人选择说普通话的重要因素。
学者们从语言价值的角度提出了“语言资源”的概念（Fishman 1973），李宇明（2008）认为语言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乃至经济资源，徐大明（2010）认为语言是一种稀缺资源，“因为现有的劳动者语言技能上的不完备，我们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限制”。“语言资源观”充分体现了语言的价值。Chiswick 等人（1996）在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下提出了语言资本的概念，这一概念更加突出了语言作为生产力的性质。语言作为一种资本，可以表现出3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Bourdieu 1989）。“与外面的人沟通”是普通话社会资本的一种体现形式。Bourdieu（1989）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存在的或潜在的与占有某种持久网络相关的资源的集合，刘艳（2012：26）从言语社区理论出发，认为语言的社会资本值主要体现为使用该语言的言语社区的人口和其内部的认同度。普通话言语社区是一个全国性的言语社区，人口众多，认同度高，普通话因而拥有比方言言语社区更高的社会资本值。按照 Bourdieu（1989）的观点，对于特定的言语者来说，他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的大小，取决于他可以有效利用的网络规模的大小，或与他有联系的其他言语社区成员依靠自身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符号的）资本的大小。也就是说，普通话言语者的社会资本具有社区同质性、共享性和增值效应。除此以外，普通话的资本还具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形式。赵世举、葛新宇（2017）基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对语言的经济资本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列举了语言经济资源价值的5个层面：语言是人力资本；语言是经济工具；语言是生产原料；语言是信息资源；语言是技术资源。Bourdieu（1989）提出文化资本有3种表现形式：体化形式、物化形式和体制形式。我们认为，语言的文化资本也包括这3种表现形式：与人的精神或身体相结合的、成为身体一部分的持久的语言能力（体化形式）；客观存在的图片、词典、书本、工具、机器等语言产品（物化形式）；以教育资质的形式来进行客观认可和区分的语言证书（体制形式）。
对于推普对象来说，使用普通话的价值体现在经济价值（提高收入）、社会价值（拓展社会网络资源）和文化价值（提升自己的文化形象）等多个方面。对普通话价值的全面认识可以促进推普对象主动地选择普通话作为会话语码。因此，了解现实中推普对象对普通话的价值认识，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升他们对普通话的价值期望，有助于推普脱贫工作的开展。基于此，我们进行了一次针对贫困人口的语言调查，后面将对调查结果进行讨论。
（二）推普脱贫中的语言习得分析
作为社会交换的一种形式，语言习得的价值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收益与成本之差。与其他社会交换行为不同之处在于，对于第二语言习得者来说，其所获得的收益是远期的，而这一过程需要习得者长期付出较高的学习成本，如时间、努力、费用等，且回报周期不确定。因此，第二语言习得往往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对于习惯使用方言的推普对象来说，普通话是第二语码，其习得过程遵循第二语言习得规律，习得普通话的过程同样也可以看作是习得者个体与普通话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过程。
语言经济学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个人学习语言的成本与收益，认为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机会）成本。直接成本指购买语言教育产品，如教材、教师教学服务等的花费，间接成本指个体在语言教育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投入，以及个体将时间投入于此而失去的本可参与市场劳动将获的报酬（王海兰2012：54～55）。对于贫困人口来说，学习普通话的直接成本是为学习普通话直接付出的花费，包括购买教材和教学资源的费用、支付教师教学报酬等，这一部分的直接成本基本上是由政府支出的，因此我们暂不做分析。个人付出的主要是间接（机会）成本，即个人学习普通话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如果将该时间和精力投入别处，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学习普通话的收益包括普通话能力增强所带来的经济收入、社会交往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效益。经济收入效益主要体现在普通话能力增强以后获得的高工资和高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在招聘时对普通话能力有要求，良好的普通话能力使求职者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也更容易获得高工资。社会交往效益主要体现在与普通话言语社区的互动中，学习普通话不仅可以获得与普通话言语社区人口进行交际的能力，还可以获得该言语社区成员的身份，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些特权，包括社会网络关系等。文化教育方面的效益有三方面的体现：其一，普通话能力成为学习者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其二，普通话能力成为学习者学习其他文化知识的工具；其三，获得相应的普通话能力证书，成为学习者从事其他教育文化活动的敲门砖。
根据语言经济学理论，语言习得的成本收益分析同时还遵循着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也就是说，随着语言习得投资成本的增加，每增加一单位投资所产生的语言技能资本增量递减，意味着收益的递减。张卫国（2008：44）提出，最优的语言人力资本投资量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率曲线的交点，也就是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二者等量的位置。然而，语言习得不同于产品制造，后者可以通过确定的原材料价格、人工费用、产品价格等来计算成本与收益，而语言习得的成本和收益在于学习者的自我评估，个体之间差别很大。因此，我们分析的重点不是要计算具体的成本和收益值是多少，而是要从语言习得的角度发现学习者的共性，来找到符合语言经济规律的最佳投资模式。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什么样的边际收益期望值是理想的，二是如何降低边际成本来达到理想的边际收益期望值。
言语社区理论指出，语言习得是一个个别讲话人进入特定言语社区的过程(徐大明 2004)。因此，语言习得的收益也是由该言语社区集体来决定的。对一个普通话的学习者来说，他的普通话能力不是由他的普通话老师或其他个别讲话人认可，而是在他与普通话言语社区成员的一次次互动中来得到证实的。徐大明（2015）指出：“只有当你在这个言语社区中畅行无阻，有许多社区的成员把你认同为具有同等地位的成员的时候，你才能认为你已经比较全面地习得了该社区的语言。”也只有当讲话人被该言语社区认可的时候，他才可以获得相应的特权。因此，我们认为，语言能力达到被目标言语社区认可的程度是语言习得的理想的边际收益期望值。需要解释的是，言语社区是一个“嵌套性的多层结构”（徐大明 2008），普通话言语社区同样也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言语社区对于普通话能力的认可程度是不同的，因而语言习得的理想边际收益期望值也是不同的。比如，有这样两位学习者，A是水果店主，B是某汽车4S店的服务人员，A的目标言语社区人群主要是来店里买水果的顾客和水果店的源头供货商，B的目标言语社区人群是来4S店消费的客户以及4S店的同事和主管。对A来说，他的普通话日常用语过关便可以得到目标言语社区的认可；而对B来说，他还需要掌握更专业一点的普通话，比如向客户介绍汽车的性能、解释汽车保养程序、与同事交接工作、向主管汇报事务等，两者的普通话学习目标自然是不同的。因此，要确定学习者的理想边际收益值，需要先确定其目标言语社区。
前面我们讨论了贫困人口学习普通话的成本主要为间接（机会）成本，包括学习者用来学习普通话的时间、精力，以及如果将学习普通话的时间、精力用于其他工作上可能会获得的报酬。边际成本的降低也需要从这些方面来考虑，比如：统筹安排学习时间、尽量避开工作时间、选择更有效的学习方式以降低学习所付出的努力成本等。
在我们针对贫困人口制定普通话习得方案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该群体成员的普通话学习意愿，他们的目标言语社区，以及适合于他们的学习方式等。查阅国内外关于语言推广的资料，我们发现加拿大卑诗省语言复兴项目中建立“师徒关系”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该地区实施的“师徒关系”就是由政府提供资金帮助结对子，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语言的传授（耿静 2012）。我们认为，此种形式具有高度灵活性的特点，随时随地可以开展，能有效弥补课堂教学中培训形式单一、气氛紧张、时间固定、较少互动的不足，或可以移植到推普脱贫中来，开创一种“家庭教学”推普模式，由推普对象的家庭成员（如子女）或亲朋好友来对其实施普通话教学。这种推普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灵活机动性，只要配套的奖励与考核机制完善，就可以有效推进推普脱贫工作的开展。因此，在我们随后进行的语言调查中，也对该模式开展的可行性进行了调查。
（三）推普脱贫中的语言规划分析
从言语社区理论的视角来看，语言规划实际上是不同言语社区之间的社会交换。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一般存在交换起点上的不平等，理想的双赢结果是社区之间互换资源，双方获得的收益都大于各自付出的成本。但目前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强势的言语社区获得更多的资源，弱势言语社区则只有资源流失的情况（徐大明 2015）。对于推普脱贫语言规划来说，普通话言语社区与对象言语社区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语言交换关系，对象言语社区处于弱势地位，双方交换的互惠原则体现在对象言语社区在非语言层次上得到了较大的补偿，实现了财富上的满足。虽然两个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从起点就是不平等的关系，但语言交换的目的并不是要实现强势言语社区的完全统一，而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多层次言语社区。既然语言交换活动的主体是言语社区，那么，言语社区的建设就应是语言规划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言语社区由人口、地域、互动、认同、设施五要素构成（徐大明 2004）, 言语社区的语言规划也可以从这5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我们来看推普脱贫语言规划的人口要素。《计划》明确提出要“组织开展青壮年农牧民普通话培训”，因为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与年长者相比，青壮年学习者因其年纪轻、精力好的优势，不仅习得普通话的时间成本较低，而且其将语言能力转化为工作技能的机会也较多，习得普通话的收益也较高。因此，青壮年群体是推普脱贫的主要对象。但推普脱贫工作同时也不能忽视年长的贫困人口群体。因为从现实情况来说，一个地区的青壮年与年长者同处一个语言使用域，彼此之间有密切的言语互动，是同一个言语社区的成员，将他们共同纳入语言规划的范围有利于言语社区新规范的建立。那么，年长者是否也具有普通话学习意愿呢？我们也将这一问题纳入此次调查范围。
认同和设施是言语社区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是推普脱贫语言规划调节的重要内容。认同是言语社区形成的心理基础，也是言语社区成熟的标志。语言认同并非排他性的，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语言认同可以是复合性的认同（徐大明 2015）。以推普脱贫的对象言语社区为例，现有言语社区为方言言语社区，社区成员认同并遵守方言言语社区的规范。推普脱贫语言规划的目的并非要将原有方言言语社区替换为普通话言语社区，而是建立一个方言和普通话双语码认同的大言语社区。贫困人口对于普通话和方言有着怎样的评价？这一问题既关系到贫困人口对普通话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认同，也关系到推普脱贫语言规划的内容，通过访谈我们也对此进行了调查。
语言认同是建立在社区成员之间频繁言语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影响言语互动的因素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分析。从微观层面上来说，言语互动的前提是语言习得；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言语互动很大程度上受言语社区设施的影响。言语社区的设施指的是言语社区成员在语言方面的“共同生活方式”和“社区公共财产”（徐大明 2004）。从语言服务的视角来看，言语社区设施建设属于社区公共语言服务的范畴，王海兰（2018）对城市公共语言服务内涵的概括基本涵盖了言语社区设施建设的内容：语言规划服务、语言咨询服务、语言教育服务、语言培训和语言测试服务、语言环境建设、特殊人群语言服务、城市方言传承和保护服务、语言舆情监测和统计服务、语言科研服务和语言信息化服务。对推普脱贫来说，言语社区设施建设具体可以开展的工作包括：根据各地言语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推普脱贫规划和工作方案；开展推普脱贫语言工作的宣传、普及活动，提供相关咨询；为目标群体提供普通话培训服务和测试服务；利用公共广播系统、互联网资源等设施加强社区普通话语言环境建设；开展对象言语社区语言使用、语言舆情监测和统计分析；开展推普脱贫专项科研工作；开展推普脱贫相关智能软件的开发与推广工作，等等。
（四）小结：推普脱贫中需要了解的问题
通过对推普脱贫中语言交换活动的分析，我们列出了以下贫困人口语言调查中需要了解的问题：（1）推普对象对普通话有着怎样的价值认识？（2）“家庭教学”的推普模式是否可行？推普对象对此接受度如何？（3）年长者和青壮年贫困人口是否都具有较强的普通话学习意愿？（4）贫困人口对于普通话和方言有着怎样的评价？
围绕以上 4 个问题，我们对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的部分贫困户进行了调查。
三、贫困人口语言调查分析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地处黄淮平原南部，安徽省西北部，属于中原官话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353个贫困户，共调查男性203人，女性150人。年龄分布为：40岁以下（不含40岁）46人，40～59岁117人，60岁以上（含60岁）190人。调查员用普通话与受访者交谈，受访者基本都可以听懂普通话，回答问话时基本都使用本地方言。访谈结束后，我们将访谈结果整理归纳为“贫困人口对普通话的价值认识”“贫困人口对‘家庭教学’推普方式的接受度”“贫困人口学习普通话意愿”和“贫困人口语言态度”4个方面。
（一）贫困人口对普通话的价值认识
调查中我们通过“你觉得会说普通话有哪些好处？”“你觉得说普通话能让你挣更多钱吗？”“你觉得说普通话能让你认识更多的人吗？”“你觉得说普通话能让你更有文化吗？”等问题考察受访者对普通话的价值认识。调查结果归纳为经济价值（可以提高收入）、社会价值（扩大交际圈）和文化价值（提升文化素养）3个方面。表中数字为认为普通话具有该项价值的人数。
从表1中可以看出，贫困人口对普通话的社会价值认识最高，共有251人（占总人数的71.10%）认为说普通话可以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其次为文化价值认识，132人（占总人数的37.39%）认为说普通话可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认为普通话具有经济价值的人最少，调查中有68人（占总人数的19.26%） 认为说普通话可以提高自己的收入。总体来看，受访者对普通话的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认识不足。
（二）贫困人口对“家庭教学”推普方式的接受度
对贫困人口“家庭教学”推普方式接受度的调查分为贫困人口子女和/或孙子孙女普通话能力和希望子女和/或孙子孙女教自己说普通话的意愿两方面内容。在一开始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受访者对于自己子女和/或孙子孙女普通话的能力往往没有肯定的判断，因此我们改变了问话方式，转为询问“是否说普通话”，也就是区分了“说普通话”和“不说普通话”两种情况，通过这一问题来了解“家庭教学”推普方式是否可行。希望子女和/或孙子孙女教自己说普通话的意愿调查分为“希望”“不希望”和“说不好”3种情况，通过这一问题来了解推普对象对“家庭教育”推普方式的接受度。
从表2和表3中数据可以看出，受访对象子女和/或孙子孙女说普通话的比例较高。根据我们的调查，处于学龄阶段的孩子基本都会说普通话，这应归于学校教育的结果。
此项调查数据是反映贫困人口对“家庭教学”方式接受度的重要指标。如表4所示，在问到是否希望孩子教自己说普通话时，有74.79%的受访者表示希望，4.25%的受访者表示不希望，主要原因是“自己年纪大了，学不会”，另有20.96%的受访者回避了这个问题。
（三）贫困人口学习普通话意愿
对贫困人口学习普通话意愿的调查分为普通话口语能力和学习意愿两方面内容。根据整理结果，我们把贫困人口的普通话口语能力分为“会说普通话”“会说一点儿普通话”和“不会说普通话”3项，学习普通话意愿分为“愿意”“不愿意”和“说不好”3 项。
如表5所示，40岁以下人群中，会说普通话的比例为54.35%，会说一点儿普通话的占30.43%，不会说普通话的占15.22% ；40～59岁人群中，会说普通话的比例为11.11%，会说一点儿普通话的比例为47.01%，不会说普通话的比例为41.88% ；60岁及以上人群中，会说普通话的仅为6.31%，会说一点儿普通话的占12.11%，不会说普通话的比例最高，达81.58%。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贫困人口普通话口语能力总体不理想，并且年龄越大群体说普通话的能力越弱。
从表6的数据可以看出，受访者表现出了较高的普通话学习意愿。总体上看，78.19%的受访者具有学习普通话的意愿，12.75%的受访者没有学习普通话的意愿，另有9.06%的受访者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其中，40岁以下受访者愿意学习普通话的比例为82.6%，40～59岁受访者愿意学习普通话的比例为 80.34%，60岁以上受访者愿意学习普通话的比例为75.79%，三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表明年长者与青壮年都具有较强的普通话学习意愿。
（四）贫困人口语言态度
我们通过“你觉得普通话和方言哪个更好听？哪个更有用？”等问题来考察受访者的语言态度，调查结果归纳为“普通话好听度”和“普通话有用度”两项。
如表7和表8所示，调查中受访者对普通话“好听”和“有用”的评价普遍高于自己使用的方言：共有83.29%的受访者认为普通话比方言更好听，77.62%的受访者认为普通话比方言更有用，但他们依然还是会用方言与调查者交流。
（五）小结
我们的调查有以下发现：受访者对普通话的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认识不足；受访对象家庭的学龄孩子基本都会说普通话，受访者对于“家庭教学”推普方式的接受度较高；受访者的普通话口语能力总体上较弱，普通话学习意愿较强；受访者对普通话“好听”和“有用”的评价高于自己使用的方言，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方言的使用。
四、结语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推普脱贫具有社会交换的性质。在语言交换理论的框架下，我们发现了其中3个层次的语言交换行为：推普对象个人之间的交换（会话）、推普对象与普通话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语言习得）以及对象言语社区与普通话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语言规划）等。通过分析各层次语言行为的特点，并结合对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某贫困地区的语言调查，我们对推普脱贫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1）对普通话的价值期望是说话人选择普通话作为会话语码的基本动力，调查发现贫困人口对于普通话的价值认识，尤其是经济价值认识不足，因此要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诸方面全面增强贫困人口对普通话价值的认识，提升他们对普通话的价值期望。
（2）推普脱贫工作要与学习者目标言语社区的语言实践相结合，根据学习者目标言语社区的情况来制订学习目标，并结合现实情况制订多样化的推普模式，调查证实“家庭教学”推普方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接受度，如果加以配套的考核和奖励机制，值得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3）贫困人口中的年长者与青壮年同处一个言语社区，调查也发现了年长者同样具有较强的普通话学习意愿，因此推普脱贫语言规划的对象是全体言语社区成员，制定考核目标时可以根据年长者普通话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弱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4）调查中贫困人口表现出了对普通话较高的评价，同时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方言的使用，结合相关研究，我们认为推普脱贫语言规划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方言和普通话双语码认同的大言语社区，语言习得和言语社区设施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作者简介：
刘艳，女，安徽农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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